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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對我國死刑制度的認識和思考

添加時間:2018年6月19日   來源: 深圳刑事律師     http://www.kenslog.com/
內容題要:死刑實施中的公正性問題是伴隨著我國成文法、公開法的出現而出現的;雖然公正法、成文法的出現從理論上解決了人類在野蠻狀態下死刑的隨意性,但由于各種復雜的社會,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錯殺、冤殺的問題仍然成為困擾中國古代社會的問題之一。筆者認為,社會對于死刑問題的關注,尤其是對于冤案、冤殺問題的關注、批評本身系司法體制改革、構建理性司法體制的原動力之一。其次,在具體的司法技層面,需要加大對被告人辯護權利的保護等方面以最大程度地防止錯殺、實現死刑的社會公正仍然需要各級法院、法官的長期的、艱辛的努力。再次,在刑法輕刑化、普遍地廢除死刑已成為國際形勢發展趨勢的今天,如何減少我國死刑總量、如何減少我們的社會對死刑在調整社會秩序、實現社會安全方面的依賴性不僅僅系從根本上減少冤案、冤殺的治本之策,同時也是我們法制文明發展進步的標志之一;而作為法官,應當站在歷史和今后之間,充分發揮出其在減少我國死刑總量、為我國法制文明的發展進步發揮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一、社會對死刑制度的公正性予以關注,系實現法制文明進步的最大原動力
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如果說奴隸制國家和習慣律的出現系人們開始了從野蠻狀態邁向文明的第一步,那么說成文法、公開法的出現,系我國徹底告別蒙昧、步入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制文明的標志之一;但同時,筆者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人類社會每前進一步,都必然地會付出相應的代價。比如說,伴隨著成文法、公開法的出現,法律實施中尤其是死刑制度中的社會公正問題開始成為困擾中國古代社會的難點問題之一。這是因為,在成文法、公開法出現之前,由于法律僅僅由以天子為中心的少數貴族知道并掌握,又由于當時在審判中往往會以占卜等形式披上神秘主義的外衣,作為一般的平民是否真正的觸犯了刑律、是否應當被處以死刑以及為何被判處死刑,被懲治者根本就不知道法律的內容;尤其是奴隸作為奴隸主貴族的一種財產,其更是任由主人宰割。又由于刑罰系以“天”或者稱為“上帝”的名義而實施的,廣大奴隸以及平民只能聽“天”由“命”了,死刑在實施之中存在著很大的隨意性,因此,從刑法這個角度說,我國成文法、公開法出現之前的奴隸社會中仍然保留了野蠻社會的某些特征。筆者認為,在中國步入戰國時代至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成文法、公開法的出現并成為全國范圍內統一的法律之前,除對于少數知道法律的貴族被處以刑罰之外,并不存在刑罰是否公正、尤其是不會成為社會所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
但隨著成文法、公開法的出現,一是固然法律的目的仍然是為了維護以皇權統治地位為中心的社會秩序而制定的,但普通平民畢竟知道了“王法”的確切內容;二是,在這種制度之中,雖然皇權本身仍然保留著“天子”的某種神秘主義色彩、司法活動的主權者也是皇帝本人,但問題在于:人們能夠切身感受到的具體“王法”卻是由皇權體系下的官員這種 “人”而非“神”實施的。在這種情況之下,由于人們知道了法律、人們知道了執行法律的是“人”而非神,從理論上徹底地告別了刑罰中的隨意性,未觸犯刑律而被處以刑罰、尤其是當人未實施犯罪行為而被以“王法”的名義處死的情況往往就會引起當事人及其家屬、以及全社會強烈的關注和不滿;因此,正是由于公開法、成文法的出現,廢除了死刑實施中的隨意性,成為了徹底告別野蠻社會的標志之一。但問題在于:在社會的實踐之中,是否能夠做到了嚴格按照“王法”執行了呢?
雖然公開法、成文法的出現,從理論上徹底地廢除了死刑中的隨意性;但問題在于:一是,任何一個社會的法律都是由人而非實施的,那么說在實施的過程之中,官員本身是否公正就往往成為影響法律實施的關鍵問題之一;其實,在對事實的認定方面,人們是否能夠對于所有的事實都能夠查清楚?尤其是在刑訊逼供作為刑事訴訟合法手段的情況之下,“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更是使得官員在刑法實施中可以根據自己先入為主的判斷而濫用刑罰。
因此,理論和事實之間的巨大差異往往導致錯案、錯殺大量出現,使得死刑中的公正問題成為人們所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刑罰實施中的公正應當包含兩層的含義:一方面,當某人未違反刑律的規定而被定罪,此時當事人的冤枉是絕對的,我們在這里暫且稱之為刑罰中的絕對公正;另一方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社會追求,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含義還應當包括不同的人實施了相同的行為之后應當受到法律同樣地對待,其在死刑制度中具體的體現就包括在量刑時應當掌握相同的尺度。在此,筆者認為:由于死刑關系到人的生命、一旦實施就不可逆轉,并且冤獄往往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古代無論是在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治國理念上,還是具體的審判、核準核程序上對死刑的實施都是極其謹慎的,比如在各個朝代之后,每一件死刑案件形式上的最終決定權屬于司法的主權者皇帝本人;遇到復雜、疑難案件之后,還要組織各種形式的“會審”之后再由皇帝最后定奪等。但問題在于:即便是經過了這樣已經復雜到了繁瑣地步的死刑、復核程序,我國古代冤殺、錯殺的現象仍然極為普遍;甚至每一個朝代的覆滅都包含了“冤獄堆如山”的因素。正是在采取各種措施都不能從根本上減少錯殺、冤殺的情況之下,在我國傳統司法制度和法律文化中,人們更多地關注著死刑實施中的絕對公正即如何才能夠防止冤殺、錯殺,而對于死刑中的相對公正即在量刑方面關注的卻相對較少。
盡管我國古代社會中包括死刑制度在內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弊端,但我國的法律文化能夠獨立地存在兩千多年,本身已經說明我國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并且,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和司法體制都是建立在傳統基礎之上逐步發展進步的。比如,在死刑實施中的錯殺、冤殺成為困擾整個中國封建時代難以解決的問題,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正是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我們更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由于死刑實施中的公正問題系困擾我國古代社會兩千多年的難題,那么說徹底地解決死刑制度中的社會公正問題,它必然地需要一個長期的、艱巨的過程。另外,司法體制改革最大的原動力是什么?筆者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對于司法體制的需求系司法體制內部進行改革的最大原動力;因此,一方面,目前時有刑事案件發生之后,社會公眾和媒體不僅僅對于案件的真實性予以關注,同時對于案件應當如何量刑也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這正是說明我們的社會對于司法體制的公正性有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另一方面,社會廣泛的關注和批評,往往會成為司法體制主動進行體制改革,以逐漸減少死刑制度實施中的各種問題,最終構建起與社會需求相適應的理性的司法體制。
二、為防止冤案、冤殺,應當切實將刑訴法的相關規定落到實處
我們說,死刑案件作為刑事訴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防止錯殺、冤殺應當首先應當以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為基礎。應當看到的是:雖然在96修改后的刑訴法中,借鑒、引入了西方國家一些現代司法理念,但這些規定在司法實踐之中這些規定并未落到實處,從而導致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各種權利未能得到充分地落實,不僅僅嚴重地侵犯了被告人實體上不被冤枉的權利,同時也侵犯了被告人訴訟中的權利;尤其是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之中,往往系造成錯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是按照現代法治理念,刑事嫌疑(被告人)既具有實體上不被冤枉的權利之外,還具有各種訴權得到充分保障的程序上的權利;從近幾年媒體所報道的一些案件來看,由于受重實體、輕程序傳統觀念的影響,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被告)人各種訴訟權利屢屢被侵犯,這也是造成錯案、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保護犯罪嫌疑(被告人)的訴訟權成為了刑事訴訟中的難點和焦點問題。因此,作為涉及死刑的案件,復核程序僅僅是刑事訴訟程序的一個階段;在復核程序之中保護被告人的訴訟權利更需要得到切實的貫徹落實。但是,現有刑訴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對于死刑復核程序的規定過于籠統,在司法實踐之中缺乏可操作性。筆者認為,死刑復核權由誰行使固然重要;但在死刑復核程序中如何加強對被告人訴訟權利的保障更為重要。因此,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之后,首先應當在司法技術這個層面上探索和建立在復核程序中加強對被告人權利保護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被告人的訴權得到充分保障,比如被告人獲得辯護的權利如何得到充分保障、為被告人提供辯護的律師依法行使職權時的各種權利如何得到充分保障等等。另外,最高法院的法官還應當在綜合案件的各種因素,充分考慮被告人或其辯護人的意見,只有這樣,才能夠達到以復核程序發現并且減少錯案的發生的目的。
二是,按照目前我國刑訴法的規定,在刑事訴訟中,我國實行的是“兩審終審制”。但在死刑案件之中,二審并非最終程序,要經過復核程序之后才能夠生效;顯然,對于死刑案件來說,死刑復核程序才是終審程序。死刑復核程序作為死刑案件的最后一道防線,應當盡可能減少或者說完全避免死刑實施中的漏洞,以實現死刑過程中的公平、正義。首先,按照現代程序正義的司法理念,一個完整的司法程序最低的要求應當有訴訟雙方當事人參加,以充分保障訴訟當事人行使訴求的權利。但是,根據刑訴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死刑復核程序僅僅規定了具有死刑復核權的法院提押被告人、查閱相關卷宗即可以核準,并沒有明確規定復核程序應當開庭,讓控、辯雙方同時到庭進行質證、辯論。因此,在刑訴法中,應當將死刑復核程序明確規定為審判程序,由控、辯雙方充分地行使訴權,從而保證死刑案件中的公平、公正。其次,死刑與其他案件不同的是:其他案件即便裁決生效之后,還可以啟動再審方式予以救濟,但死刑案件一旦執行后就不可逆轉,為此對死刑案件應當規定特別程序。死刑案件的二審程序不應當以當事人的上(抗)訴為由才予以啟動,應當成為一個法定的程序,當一審程序結束之后自動地轉入二審程序,比其他案件多一道防護的措施以確保不錯判;并且,當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之后,假如當事人不上(抗)訴,如果二審程序不是必經程序,出為利于發揮高級法院對死刑案件復核的作用。當二審程序結束之后,再轉入死刑的復核程序(以審判方式進行)。這樣,更能夠體現出對死刑案件的慎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發生錯判的情況;同時,也可以與我國現有的法院體系與刑事訴訟體制相銜接。
三是,由于在目前以及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死刑制度實施中的主要目的在于確保死刑制度實施中的絕對公正,而實現死刑制度的絕對公正主要的是體現在對于事實的認定上。因此,采取什么樣的證據規則對于確保死刑案件的質量就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了。筆者認為,在證據規則上,應當堅決摒棄以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我們說,雖然我國刑訴法明確規定了人民法院才具有最終宣告被告人是否有罪、應當受到何種刑罰的權力,但由于刑事訴訟是由偵察、檢察等不同的階段構成的;現代刑事訴訟將偵、檢、審分離的目標之一就是以它們之間的互相監督防止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權利。
首先,由于我國的刑訴法之中確立了“重證據,不重口供”的原則,因此,司法人員實施刑訊逼供獲得口供、證人證言等僅僅是司法人員刑訊逼供的目的之一,他們對嫌疑人實施刑訊逼供更為主要的目的往往是逼迫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其他證據,從而使得其他證據與獲得的口供相吻合,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僅僅規定以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而對于因刑訊逼供獲取的其他證據的效力卻未明確規定應當排除在外。
其次,由于偵查人員具有較高的法律知識與訴訟能力,采用刑訊逼供手段的過程中,往往與采取包括刑訊逼供手段在內獲取的其他證據相聯系,從而利用口供、其他相關證據“制造”出一個嚴密的證據鏈;對于偵查人員刻意“制造”出的證據鏈,檢察、審判人員就難以發現其中的弊端,從而使得憲法與刑訴法以“互相制約”防止冤案的規定流于形式。因此,只要允許刑訊逼供獲取的除口供之外的其他證據能夠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就很難減少刑事訴訟中的刑訊逼供造成錯案、冤案現象的發生。
再次,刑法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顯然,刑訊逼供罪中,并不以后果為構成要件,只要是實施了刑訊逼供的司法工作人員就涉嫌構成此罪。但是,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之中,僅僅將“已經查實”采取了非法手段獲取的口供不作為認定事實的證據,問題是:既然已經查實司法人員實施了刑訊逼供方式,有關人員就已經涉嫌構成此罪了,對偵查活動具有法定的監督職責的檢察機關就應當對有關人員是否涉嫌犯罪立案偵查。但在司法實踐之中,檢察機關僅僅對于造成了被告人傷殘或者被告人被冤枉之后才予以立案偵查,這樣,不僅破壞了刑法的嚴肅性,同時還使得刑法中對嫌疑(被告)人合法權利的保護流于了形式。
最后,如果在判決公正、客觀的案件之中,僅僅將刑訊逼供作為一個 “細節”,因為最后的結果公正、客觀而放縱了刑訊逼供的人員,即重刑訊逼供的“結果”而輕刑訊逼供的“過程”,那么說刑訊逼供這個司法活動中的毒瘤將難以被徹底的根除。應當明確的是:如果司法人員事先預料到自己的主觀判斷是錯誤的,刑訊逼供將會導致錯案、冤案,刑訊逼供肯定不會發生。刑訊逼供之所以發生,正是基于司法人員主觀上已經確認嫌疑人是有罪的;刑訊逼供僅僅是為了驗證自己主觀上判斷的一種方式而已,刑訊逼供之所以發生,正是司法人員輕信自己的主觀判斷是正確的,通過刑訊逼供之后能夠獲取嫌疑人有罪的證據。因此,只有將刑訊逼供獲取的證據完全排除,才能夠避免司法人員輕信自己的主動判斷而刑訊逼供,從根本上防止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只有對于刑訊逼供獲得的證據一律不予采用,無論這樣的證據是否客觀、真實。只有這樣,才能徹底地根除刑訊逼供這個刑事訴訟中的毒瘤,堅決杜絕冤獄再次發生。
四是,筆者認為,在死刑復核程序之中,引入聽證制度既可以引起社會公眾對死刑制度本身的思考,同時還可以最大限度地實現死刑制度的相對公正。首先,雖然司法審判不等同于民意審判,尤其是在刑事訴訟之中,由富于法律理性的法官獨立于民意進行審判就顯得更為重要了,但同時,司法行為的公正、司法的權威又要求絕大多數的裁決得到社會的認可,因此司法審判與民意只能是一種相對的獨立。由于死刑一旦實施就不可逆轉,因此更應當考慮民意的作用。問題在于:如何才能夠得到真實、客觀的民意呢?由于社會是由各個階層組成的,只有綜合各個階層的看法和觀點,才能夠得到全面的、客觀的民意。雖然每當重大刑事案件發生之后,媒體都會刊登大量的觀點和評論,但筆者認為,由于媒體自身容易追求轟動性的效應,在輿論之中往往忽略了那些社會弱勢群體的聲音,因此從媒體的輿論之中不可能獲得出全面的、客觀的民意。如果在死刑復核程序之中引入聽證制度,就可以由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共同就被告人是否應當適用死刑發表自己的觀點,使法官在行使復核權時得到全面、客觀的民意作為參考,這樣的復核結果才能夠盡可能地與民意相一致,最終得到社會的認可。
三、實現死刑制度實施中的社會公正需要各級法院的共同努力
近幾年來雖然司法體制改革的步伐不斷加快,但錯殺、冤殺的案件仍時有報道;這不僅僅嚴重地侵犯了被告人最為根本的人權,同時也引起了人們對于司法體制的不滿和指責。筆者認為,由于每一個社會的發展進步都是建立在固有社會的傳統文化和傳統制度的基礎之上的,因此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系一個緩慢的漸進過程。在我國法治建設的進程中,構建其一個與法治社會相適應的司法體制即是我國建設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目標;如同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法治國家即是一個目標、更首先表現為一個過程一樣,構建起一個與法治社會相適應的司法制度同樣首先表現為一個過程。一個與法治社會相適應的司法制度的標志之一就是能夠使得社會公正得以最大程度地實現;構建現代司法制度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通過不斷的改革、使得司法不公逐漸減少的過程。比如在死刑制度中,從西方社會的角度而看,伴隨著刑法輕刑化觀點的產生、發展,減少乃至廢除死刑已經成為刑法流行的趨勢了。竊以為,死刑在維護社會安全、實現社會秩序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筆者非常贊同最終取消死刑制度,以其他的方法替代死刑制度的各種功能;但同時,筆者還清醒地認識到:由于死期制度并非簡單地法律制度,它還涉及到社會對于死刑在調整社會秩序、實現社會安全中作用的認知以及死刑自身存在的弊端等諸多、更為深刻的法律文化問題;從社會長遠的發展而言,且莫說我國最終是否真的象西方有些國家那樣最終廢除死刑,即便是從根本上減少死刑的總量也只能是一個逐漸的過程。因此,在目前無法從根本上減少死刑總量、廢除死刑的歷史時期,如何防止在實施死刑過程中的冤殺、錯殺,維護司法機關的權威就成為目前司法體制改革的焦點問題之一了。
針對目前死刑實施中的社會壓力最高法院明年將收回死刑復核權,并已增設三個刑事庭負責死刑復核案件,為此將增加數百名編制。筆者認為,由于死刑問題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由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僅僅是實現死刑制度中社會公正一個新的起點;但同時,如果前面所說,我們的社會為了文明的進步和發展所采取的每一種制度都有可能產生一定的風險;那么說,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之后可能存在的風險是什么呢?
在我國古代,雖然從司法主權以及司法程序方面而言,每一起涉及死刑的案件最終的決定權在皇帝本人,但是,大量的冤案產生的根本原因卻是由僅僅對死刑案件有初審權、最為基層的官員知州、知縣,或為貪臟枉法、或“過于執”所造成的。我們說,在這里需要明確的是:雖然從形式上看,知州、知縣做為國家司法體系的最基層,但無論他們出于貪臟枉法也好,或者由于本人的敬業精神、個人思維邏輯較差等原因形成錯誤的初步判斷之后,這種錯誤的判斷對于后面所有的程序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并且,由于后面各道程序中負有審核、監督的官員極易受到上一次程序的影響,假如此時的官員不能認真地對每一個案件進行認真地審核,那么必然地使得復核、會審流于形式,對于知州、知縣所造成的錯誤判斷不能及時發現、糾正,從而使得后面的復核、會審以及皇帝本人的核準都成為證明知州、知縣的錯誤判斷是“公正的”、“正確的”工具;并且,我們更要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復查的程序流于形式,這樣導致的后果不僅僅會影響到個案的公正,假如所有的司法程序均不能達成糾正錯誤、平反冤案,那么說它還有可能導致人們對于司法程序、最終導致對于整個社會是否存在社會公正的信心;這是因為,假如人們受到下級司法程序的冤枉之后,尚存通過上級的司法程序為自己平反昭雪的希望;而假如所有的程序均未能發現并糾正錯案,那么必然地會使社會公眾對司法程序和整個社會是否存在著公正喪失最后的信心。
筆者認為,中國古代之所以人們對于法制體系缺少信心,冤案在經過了繁瑣的司法程序之后仍然得不到糾正無疑是其中最為根本的原因之一。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之后,雖然對于從程序上突顯國家對于人權的重視與關懷、將刑訴法中關于死刑的相關規定落到了實處;但問題在于:假如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之后對于死刑案件的復核流于形式而不能發現其中的錯案、冤案,那么說每出現一個被錯案、冤殺案件之后,對于最高法院的社會形象以及對于培養人們對于司法程序公正性的信心都將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從這里不難發現這樣一個問題:在制度設置上,每一道程序都具有其獨特的價值;只有執行每一道程序的官員切實履行好自身的職責、每一道程序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那么說通過以繁瑣的程序防止錯殺、冤殺的作用才能夠得以實現。死刑復核程序對于實現個案公正、減少錯殺有著重要的作用,但其畢竟僅僅是對一、二審裁決的審核,是建立在審判程序的基礎之上的。最高法院為收回死刑復核增加了三個刑事審判庭、數百名的編制,但相對于全國有死刑管轄權的高、中級法院以及死刑案件總量而言數量仍然杯水車薪;以有限的資源達到防止錯殺的目的,必須將有限的資源用于對案件中爭議焦點、存在疑點、難點較大的案件予以重點審查。從這個意義上說,為了實現死刑制度的公正性、維護培養人們對于司法程序公正性的信心,一、二審死刑案件的質量不僅僅不能降低,恰恰相反,由最高法院統一行使死刑復核權,對于一、二審的案件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只有行使一、二審審判權的法官認真履行職能,尤其是二審法官履行好對一審案件的審級監督權,通過兩次獨立的審判將案件爭議的焦點和疑點、難點都充分地描繪清楚,這樣才能夠使得最高法院在行使復核權時,對案件爭議焦點和對疑難、復雜案件予以重點審查,使得最高法院有限的資源發揮出最佳的效益。根據我國目前刑訴法的規定,可能涉及到無限徒刑以上的案件應中級以上人民法院審理;因此,即便是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后,它仍然需要最高法院和高、中三級法院刑事法官都能夠切實地履行好自己的職責,需要三級法院和刑事法官的共同努力。
我們說,為了防止錯案、冤案,需要對司法程序進行監督;而對司法程序的監督只能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之后,監督的作用才能夠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按照我國憲法和相關法律的規定,對于審判機關的監督包含了上級法院的審判監督、檢察監督以及人大機關的監督等多種形式;從審判系統的監督這個角度講,最高法院對于全國各級法院的審判工作具有監督的權力。從上面可以看出,由于死刑復核程序對于一、二審程序監督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為了避免收回死刑復核權之后可能帶來的風險,最高法院應當除認真履行好死刑復核相關職責之外,還應當探索其他的方式加強對一、二審法院、法官的監督方式,比如對程序是否合法、審判人員是否很好地履行好了自身的職責等方面進行有效的監督,以提高高、中兩級法院法官的敬業精神和法學素養,最終提高死判案件的一、二審質量。
四、在歷史與未來之間:關于對我國減少死刑總量的思考
死刑實施中的冤殺、錯殺并非僅僅困擾中國傳統社會的問題;世界任何國家都出現過被冤殺、錯案的情況,比如以世界最講“人權”而自居的美國,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中,出現冤獄、冤殺的現象均有發生。這是因為,人的理性畢竟是有限的;盡管人們為了某種制度的完善作出了各種的努力,但相對于復雜的社會,以人有限的理性不可能創造出一個完美無缺的制度。比如在刑罰尤其是死刑制度之中,由于社會的復雜性,社會往往存在著許多巧合;一般地說,當某種巧合孤立地存在的時候,人們往往能夠某些細節方面發現此系巧合而非事實;但問題在于:當許多連續的巧合都集中到某一個事件中去的時候,這些巧合本身就足以影響到人們區分巧合與事實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存在著過多的巧合本身就是造成錯殺、冤殺的原因之一。從人的有限理性這個角度講:出現冤獄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的社會存在著監獄;出現冤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存在著死刑制度。因此,筆者認為,從我們要構建的法治社會是一個理性的但非理想的社會這個角度講,即便是最高法院統一收回死刑復核權,假如全國的死刑總量得不到控制,以數百名法官對全國眾多的死刑案件進行復核,只能對存在疑點、難點多以及當事人爭議多的案件進行重點審查,并不能保證對于所有的案件都認真進行審查、復核;即便是對于最為復雜的案件進行重點審查,每一起案件都能夠發現其中的錯誤同樣是不現實的。因此,理性地說:從社會的長遠發展的角度考慮,我們的社會寄希望于最高法院統一行使復核權防止錯殺、冤殺,尚不如對于我國死刑制度本身進行理性地思考,以廢除死刑制度或者最大限度地最少死刑的總量來防止錯殺、冤殺,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權的保障。
沈家本在清末的修律時,確定了“參考丁今,博稽中外”的原則,研究了中外法律制度與司法制度。在考核了當代西方死刑問題之后,指出:“方今環球各國刑法,日趨于輕,廢除死刑者,已若干國。其死刑未除之國,科目亦無多。此其故出于講學家之論說者,出于刑官之經驗者半,亦時為之也。今刑重者,獨中國耳。以一中國而與環球之國抗,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見《寄簃文存。重刻明律序》)顯然,按照沈家本的觀點,無論是從徹底杜絕死刑制度,還是從根本上減少死刑制度的總量,即需要法學者的參與,同時需要廣大法官的的參與。
從法學者的角度而言,法學者應當根據社會的現狀及未來的發展研究、創造出一個相對合理、完善的法律體系,從而發揮出法學者在社會發展進步中應有的地位和作用。筆者認為,“亂世用重典”系中國古代法律思想中的一項基本原則;但我們更應當看到的是:在社會實踐中,往往“重典” 非但不能成為挽救“亂世”的良藥,反而往往成為加速社會動蕩、朝代覆滅的加速器;這足以說明:刑罰僅僅作為實現社會秩序、維護社會安全諸多手段中的一種;并且,刑罰輕重本身并不實現社會穩定折根本手段。在構建與我國法治社會長期發展進步的法律體系時,應當首先需要對刑法尤其是死刑在調整社會秩序、實現社會安全中的作用進行認真的反思。一般地說,社會的穩定系一個社會長遠發展進步的基礎;而刑罰僅僅系實現社會穩定的手段之一。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指出: “刑罰頻繁總是政府衰弱或無能的一種標志。決不會有任何一個惡人,是我們在任何事情上都無法使之為善的。”孟德斯鳩在《波斯人信札》一書中說:“無論政府溫和或酷虐,懲罰總應當有程度之分;按罪行大小,定懲罰輕重。人的想象,自然而然適合于所在國的習俗:八天監禁,或輕微罰款,對于一個生長在溫和國家的歐洲人,其刺激的程度,不下于割去一條手臂對于一個亞洲人的威嚇。某一程度的畏懼,聯系在某一程度的刑罰上,而各人按自己的方式,分別程度之輕重。一個法國人受了某種懲罰,聲名掃地,懊喪欲絕;同樣的懲罰,施之于土耳其人,恐怕連一刻鐘的睡眠都不會使他失去。”筆者認為:既然刑罰的目的是為了人類社會秩序而設置的一種制度,在各種法律的制度設置上,就要根據“人”的本性去尋求使人為“善”、至少不再使人為“惡”的制度;刑罰的功能之一是以足夠的震懾力,從而使得人們畏懼法律而不敢去危害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雖然任何一個社會都離不開刑罰,但刑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刑罰的輕重往往系反映該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準之一。因此,法學專家應當為社會尋找到一種盡可能使用非刑罰手段實現社會安全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方法;尤其是,猶如孟德斯鳩所說,當刑罰本身而非重刑對社會絕大多數人都能夠達到“懊喪欲絕”的程度之時,體現國家文明程度的輕刑化就必然而然地實現。
從司法人員的角度而言,筆者認為,假如社會能夠具有一個良好的輿論環境和自省精神,那么說無論因何原因所造成的錯案、錯殺本身就應當成為司法人員為減少死刑總量作出的貢獻。猶如上面所說,“冤獄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著監獄本身;產生冤魂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著死刑制度”,因而冤魂在任何一個理性的、保留著死刑制度的社會之中都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杜絕的;它只能隨著隨著司法體制的進步而最大限度地減少;從這個意義上說,錯殺是社會保留死刑制度本身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從目前所報道的出的幾則典型的涉及死刑的案件中,以“事后諸葛”的方式重新審視這些案件,總可以找到司法機關或因受到外界的不當干預,或因司法人員自身缺乏敬業精神和明察秋毫的識別、判斷能力,在案件存在疑點的情況之下,僅僅將這些疑點當作了“細節”而未能從中發現事情的真相;在此,我想:假如不是以“事后諸葛”的方法對于案件予以重新審視,那么在其他主要的“證據”足以能夠“證明”“犯罪事實”成立的情況之下,對于那些似乎微不足道的“疑點”,有多少人會認真地對待審查、又會從這些“微不足道”的疑點之中推翻那些足以能夠“證明”的“犯罪事實”呢——尤其是,當那些過多地巧合都集中到一個案件之中的時候!由于法治社會系一個理性的但并非理想的社會;并且,司法人員之間存在著敬業精神和鑒別能力上的差別本身就是客觀存在的,就是理性的表現形式之一。這里的問題在于:雖然出現錯案、冤案之后,社會輿論固然應當對于相關沒有盡到應有的注意義務而錯判的司法人員予以批評、遣責;但這些錯案、冤案本身還應當引起全社會對死刑制度本身與冤殺、錯殺之間存在著必然地因果關系進行深刻的反思。當新聞媒體將涉及死刑的錯案、冤案報道之后,社會輿論往往僅僅對于造成錯案、冤案產生的過程以及個案形成冤案的原因進行批評、指責,很少從死刑本身在產生冤案中的影響進行反思。
另外,對于一些特別復雜、社會反映強烈的案件,我們不妨借鑒一些西方國家的作法,在死刑復核程序中引入聽證程序,以聽取社會公眾對于是否執行死刑的看法。筆者認為,死刑制度并非僅僅是一種法律制度,它更是是一種法律文化的突出體現;一種法律制度往往要受到一定時期人們法律觀念的影響,法律觀念本身也需要逐步改變和更新。而從根本上減少死刑的總量,更是需要人們法律觀念的轉變和更新中。目前實行刑法輕刑化和減少死刑控制總量、最終取消死刑制度已經成為世界法律制度發展的趨勢,死刑的存廢已經引起了法學界的關注和爭論。但是,死刑總量的減少除應考慮社會的治安狀況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死刑制度在人們法律觀念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無論是減少死刑的總量,還是最終廢除死刑,都離不開死刑制度在人們法律觀念中的轉變和更新。讓公民知道或者直接參與到案件的審理中去,無疑會最大限度地引起社會公眾對法律觀念和法律觀念的反思。由于聽證制度能夠最廣泛地吸取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們參與到死刑復核程序之中,它對于人們認知死刑制度在調整社會秩序和實現社會保護方面的局限性以及認刑制度自身存在的弊端無疑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有利于我國在刑罰輕刑化以及減少死刑總量、最終取消死刑方面與國際的接軌。
法官在減少對死刑總量中的作用,還應當體現在對于死刑標準的把握中。筆者認為,“平恕”系一個法治社會對于法官的基本要求之一;按照“平恕”的要求,一是法官應當有公平、公正之心,在涉及死刑案件之中應當統一量刑的標準,以實現死刑制度的相對公正;二是對于被告人應當具有仁恕之心,在統一量刑標準的情況之下,隨著社會的逐步發展,在量刑標準得到相對統一的前提下,逐步提高死刑案件適用的標準,進而逐步地減少死刑的總量。按照我國目前刑法的規定,死刑案件必然是“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這里的關鍵問題在于:從量刑這個角度考慮,對“極其嚴重”的標準應當以何為準?尤其是在我國輿論與司法之間關系尚未理順的情況下,每當嚴重刑事案件出現之后,往往社會的輿論會對司法機關形成巨大的壓力;因此,在這種社會環境之中,法官不僅應當以自己的膽識和魄力在輿論的壓力之下敢于維護量刑中的社會公正,同時還應當具有頂住輿論的壓力逐步地將死刑標準予以從嚴掌握,最終逐步實現死刑數量的減少。這里需要注意的是:社會公眾和輿論對于法院的裁決同樣有一個良性互動的問題;固然,法官為減少死刑數量而量刑較輕的案件剛剛出臺的時候,可能會引起社會公眾和輿論的批評和指責;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法官的裁決會逐步地得到社會公眾和輿論的涼解,最終發揮出法官在減少我國死刑總量、為我國與刑法輕刑化的國際潮流接軌。
歷史的發展與進步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個現實社會作為歷史的發展進步環節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都應當為歷史的發展與進步發揮出其應有的貢獻。我們說,在目前死刑制度已經成為全社會所關注的焦點問題的情況之下,既對現有的司法機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又為司法機關發揮其在減少死刑的總量、為社會的文明的進步的應有貢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因此,司法機關應當站現實的中間,既要實現死刑實施中的社會公正,更應當站在歷史和未來的高度,為我國的社會文明發揮出其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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