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咨詢熱線:18948733722
首頁
律師介紹
案例集
網站簡介
犯罪狀態
死刑知識
刑事訴訟
犯罪類型
刑事法規
聯系方式
律師文集
案例集網站簡介犯罪狀態死刑知識刑事訴訟犯罪類型刑事法規刑事風險防范顧問刑罰分類刑事證據罪罰輕重
司法鑒定
刑辯指南深圳刑事辯護律師必備
法律咨詢熱線
18948733722



當前位置:首頁 -> 律師文集 -> 司法鑒定

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方法的轉型

添加時間:2018年4月17日   來源: 深圳刑事律師     http://www.kenslog.com/
關鍵詞: 方法/研究方法/刑事訴訟法學/實證/實證研究方法
內容提要: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方法從階級分析方法的一元化開始,經歷了注釋研究方法的普遍化階段,并經由比較研究方法的推廣路徑開始了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發展。在諸多的研究方法中,實證研究方法以經驗事實為出發點,具有研究范式的多樣性、系統性和嚴格的規范性、程序性等特征。實證研究方法在刑事訴訟法學中的推廣和應用有助于形成刑事訴訟法學的獨立品格。
引言:方法與研究方法
  “方法”一詞來源于希臘語,具有“沿著”和“道路”的意思。語義學的解釋是“按照(沿著)某種途徑(道路)”。因此最粗淺地理解,方法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和中介。在學術研究的范式中,“方法”即沾染了形而上的價值判斷,因此其語義似乎也變得不很確切起來。在哲學中,方法是成為主觀與客觀之間溝通的橋梁,對方法的理解和甄別成為哲學流派區分的重要標志。在法學領域,學者們一般認為方法有兩個層面的含義:方法論和研究時采用的具體的方法。方法論是“把某一領域分散的各種具體方法組織起來并給予理論上的說明”。① 而在其他學科研究中,他們認為方法有三個層次。② 具體到研究方法而言,他們認為“研究方法是從事研究的計劃、策略、手段、工具、步驟以及過程的總合,是研究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程序和準則的集合。”研究方法有三個層面的表現:方法論層面,即指導研究的思想體系;研究方法或方式,即貫穿于研究全過程的程序與操作方式;具體的技術和技巧,即在研究某一個階段使用的具體工具、手段和技巧等。③ 很顯然,三層次說的劃分更加細致,其對實踐的指導意義也更有針對性。
  筆者在這里討論的研究方法問題,原則上不涉及第一個比較抽象的層面,即方法論層面,而主要從具體的研究范式討論研究方法問題。
  對于研究者而言,研究方法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須了解可供選擇的方法,并根據研究問題的特性和研究目的來決定采用何方法以實現研究的有效性。而且每個研究者都需要在研究之前明確:任何研究方法都不是萬能的,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因此需要通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來揚長避短。
  一、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方法回顧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作為中國法學研究的一個縮影,能夠典型地映射出中國法學研究方法的演行軌跡。建國以后,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方法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一)研究方法意識形態化:階級分析法④ 的一元統治
  這是一個很長的時間跨度,建國后的刑事訴訟法學經歷了初創、停滯兩個階段,歷時三十余年的時間。在這段時期,階級分析方法是法學研究的核心方法。研究方法的同一性和整體性是這一時期的顯著特征。法學研究的這種局面是將階級分析方法絕對化、意識形態化的表現。在法學研究領域,階級分析方法片面強調階級意志論的法的本質觀;把法的階級性擺在壓倒一切的地位上;把法單純視為統治階級進行專政的工具;具有“法學中的國家主義傾向。”⑤ 刑事訴訟法作為典型的“鎮壓犯罪”的法,當然必須時刻牢記階級斗爭,用階級的方法分析問題。
  而且,我國刑事訴訟法學初創時期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對前蘇聯刑事訴訟法學理論的大規模移植。⑥ 在繼承了其理論衣缽的同時,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其分析和研究的方法。前蘇聯刑事訴訟法學在研究方法上,強調刑事訴訟法學的黨性(階級性),并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是研究刑事訴訟法學的唯一的科學方法。對我國刑事訴訟法學影響極大的切里佐夫編著的《蘇維埃刑事訴訟》中明確闡明“蘇維埃刑事訴訟科學是一門具有黨性的科學。”⑦ 楚貢諾夫在《蘇維埃刑事訴訟講稿》中也宣稱:“蘇維埃刑事訴訟科學的方法是唯一科學的認識方法——馬克思辯證法。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是蘇維埃刑事訴訟科學的理論基礎。蘇維埃刑事訴訟科學也和馬克思主義科學的任何部門一樣,是一門黨性的科學。”⑧ 我國上世紀50至60年代的刑事訴訟法學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學的黨性”是與前蘇聯的觀點和方法一脈相承的。此種方法應用的結果就是對“資產階級國家刑事訴訟”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刑事訴訟”持否定和批判的態度,而對“蘇維埃刑事訴訟”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刑事訴訟”則持肯定的態度。在50年代后期的反右運動中,訴訟法學界將階級分析方法運用到極致,把“審判獨立”、“自由心證”等訴訟原則或制度,均當作“資產階級舊法理論”而加以批判;堅持這些理論的學者有的還被定性為“右派”,受到政治上的歧視甚至人身迫害。⑨
  客觀而言,階級分析方法有其獨到之處,但是當一種研究方法被無限地上升為意識形態的價值判斷標準,并將其普遍化為全能的研究方法時,這種方法就喪失了其作為研究方法本應具有的工具性和手段性,甚至成為一種研究領域中的“霸權”話語。當研究者已經沒有可以針對不同問題選擇不同研究方法的可能時,其作為研究方法本身的價值也就微乎其微了。階級分析方法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的狀況就真實地說明了這一點,階級分析方法的一元化統治其實就意味著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沒有真正的研究方法。
  (二)個性化研究方法的初步探索:注釋研究方法的普遍化
  1979年我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典制定之后,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開始復蘇和發展,并且意識到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提出了“研究刑事訴訟法學必須有科學的方法”⑩ 的觀點。學者們在普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的基礎上,開始提出刑事訴訟法學應當結合學科特點進行研究,并逐步探索適合于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方法。張子培教授主編的《刑事訴訟法教程》是我國較早論及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方法的教材。其認為:“作為一門科學,要從文字上和邏輯上對法律條文本身作出正確的解釋。刑事訴訟法學應當以研究我國現行法律為重點,總結立法和司法工作經驗,從理論上分析和解決實踐中提出的問題,為司法實踐服務,為政治服務。同時,為了更好地研究我國刑事訴訟的理論和實踐,還應當對歷史上的和外國的刑事訴訟法律制度的理論和實踐進行比較研究,從正反兩方面批判地加以借鑒。”(11) 結合其他論述,當時學者們認為注釋、歷史、比較、理論聯系實際等方法比較適合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并提出了借鑒其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主張。(12) 這些觀點的提出標志著學者們對刑事訴訟法學個性化研究方法的初步探索的開始。
  研究方法理論探索的開端恰逢我國推行刑事訴訟法典的起步階段,為配合刑事訴訟法的貫徹執行,保證逐漸恢復的高等法學教育的需要,學者們編寫出版了大量的刑事訴訟法教材、專著和普及讀物,從學理上對刑事訴訟法確立的原則、制度和程序進行了解釋。這種初始的需要深刻地影響了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方法,由此帶來了注釋刑事訴訟法學的長期盛行。(13) 刑事訴訟的法律條文決定了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內容、研究范式,甚至決定了研究的最后結果(往往是論證法律條文的正確性或者是正當性)。
  注釋主義的研究方法使人們了解了刑事訴訟法的同時,也模糊了學科和法律本身的界限。學者們在對此種研究方法有了客觀、清醒的認識之后,提出了“刑事訴訟法學獨立品格”的命題,(14) 指出了“必須把立法釋義與學理研究加以區分,從注釋法學走向理論法學”(15) 的刑事訴訟法學發展方向。
  (三)研究方法多元化努力:比較研究方法的推廣
  比較研究方法是20世紀下半葉興起的一種研究方法。它的優勢在于拓展和借鑒。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法學教材中,已經普遍地將比較方法列為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方法。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大規模、普遍地應用比較方法是在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的前后。筆者對刊載于《法學研究》和《中國法學》上的有關刑事訴訟法學方面的論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1994年發表的文章中有20%使用了比較方法,1995年使用比例增加到50%,在隨后的年份中,除了1997年使用該方法的比例比較低外,(16) 直到2005年的其他年份中,使用比較方法的比例基本上保持在40%以上,2001年甚至達到了77%。(17) 由此可見, 比較研究方法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推廣的速度之快、普及程度之深。
  比較研究方法盛行一方面源于學者們意圖迅速打破“注釋法學”統治的局面,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刑事訴訟法修改時面臨的理論嚴重缺位問題。為此,學者們都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國外,從國外引進了一系列的范疇和概念,從而使得刑事訴訟法學的理論研究迅速地繁榮起來。但是“南桔北枳”的尷尬也接踵而至,刑事訴訟理論學說的本土化迅速成為刑事訴訟法學界必須面對的課題。
  雖然比較研究方法被這一時期的研究較多的采用,但是學者們也開始有意識地探索和應用其他研究方法。如徐靜村教授在《刑事訴訟法學》中就闡述了學習和研究刑事訴訟的方法有:理論聯系實際與實證分析方法、階級分析方法、價值分析方法、結構功能分析方法、比較研究方法、綜合研究方法。(18) 還有一些學者也提出了“要結合研究有關的部門法學和邊緣學科”(19) 進行研究的主張。并且這些研究方法也在實際的研究工作中進行了一定的嘗試。(20)
  (四)小結
  上面對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方法的發展歷程的梳理僅具有分析的典型化特征,并不能夠必然地推導出相應時期的刑事訴訟法學只使用一種研究方法的絕對化判斷,只是某種研究方法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使用得更廣泛罷了。而且筆者所作的分析也并不意味著各個時期的研究方法之間的界限鮮明得如同刀割斧砍一般。準確地說,作為一個體系的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方法是一個不斷添加和擴展的過程,隨著研究方法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某一種研究方法的“霸權”時代將逐漸逝去,代之以新型的自主選擇研究方法的紀元的到來。
  二、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方法轉型的突破口——實證研究方法的應用
  (一)實證研究方法的語義分析
  所謂“實證”,在《漢語大詞典》的解釋中有兩個意思:確實的證據;實際證明、實際印證。(21) 從語義學的角度分析,實證有名詞和動詞兩個詞性,而筆者所言的作為研究方法的“實證”其實正是其兩種詞性含義的結合,即用確實的證據來進行證明、驗證假設的方法。
  對于實證研究方法(22) 目前還沒有確切和統一的概念。 有的學者認為其就是一種通過對經驗事實的觀察和分析來建立和檢驗各種理論命題的科學研究方法。(23) 另有學者從更為詳盡的操作層面對實證研究方法進行了描述性的界定,認為法學研究中的實證方法“是指按照一定程序規范對一切可進行標準化處理的法律信息進行經驗研究、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且總結了實證研究方法的三個基本要素:程序、經驗、量化。(24) 在筆者看來,第一個概念中將經驗事實的獲取過程單一化為觀察,這是與該研究方法的實際不相符合的。第二個概念中隱含的理論預設是:只有可以標準化的信息或者說事實才能成為該種方法的研究對象。而實證研究方法強調的是對事實進行真切的描述,用描述的事實來進行證明,對經驗事實的標準化處理只是對事實進行描述的一種方法,但卻不是唯一的方法。對于材料可標準化處理屬性的強調,人為地縮小了實證研究方法的適用范圍。因此,其將量化作為實證研究的必然要素的概括不免失之片面。
  實證研究方法就是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收集經驗事實,并且按照既定步驟,采用特定方式對這些材料進行分析、推理以檢驗命題或者建立理論學說的科學方法。實證研究方法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實證研究方法是以經驗事實為核心展開的研究方法。經驗事實是用來檢驗和建構命題的基礎,這是實證區別于其他研究方法的本質特征。實證研究方法的應用正是人們追求主觀與客觀相符合目標的具體體現。所謂經驗事實是可以通過人們直接或間接觀察而發現的確定性事實因素。(25) 以經驗事實為基礎的研究, 使人們擺脫了空洞的思辨和以不確定的概念為基礎進行研究的種種弊端。
  第二,是以經驗事實為基礎進行分析和闡釋的方法。描述經驗事實本身并不是目的,經驗事實只是作為材料和論據,其目的在于分析、證明和闡釋命題。經驗事實是其建立和檢驗理論命題的中介,因此,分析和闡釋是不可缺少的。否則,方法本身就成了目的。
  第三,實證研究具體范式的多樣性。在以經驗事實為核心的基礎上,實證研究可以是量的研究、質的研究,也可以是二者的結合。量的研究,也稱為定量研究、量化研究,是一種對事物進行的測量和分析,以檢驗研究者某些理論假設的研究方法。而質的研究,則是通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互動對事物進行深入、細致、長期的體驗,然后對事物的“質”得到一個比較全面的解釋性理解。二者的差異明顯,(26) 也都各自具有局限性,因此二者的結合也就成為很多研究者的選擇。(27) 而且,只有實證研究范式的多樣性才能契合經驗事實的復雜性特征,具體研究中實證研究范式的選擇則是視研究課題的具體情況而定的。
  第四,實證研究方法的系統性。從研究范式來分,實證研究方法有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混合式研究三種;從研究目的上分,實證研究方法又有描述性研究、解釋性研究和探索性研究的不同;按照研究環節,實證研究方法又包括經驗事實的收集方法、分析經驗事實的方法以及其他技術手段的采用等。經驗事實的收集方法又分為問卷法、訪問法、觀察法、實驗法等。分析經驗事實也可以采用統計、比較、類型歸納等多種手段。因此,實證研究方法是一個系統化的體系,彼此之間互相關聯,共同達到以事實說明、以事實證明的目的。
  第五,實證研究方法的程序性。實證研究方法中包含著比較嚴格的步驟,需要進行周密的計劃,才能達到研究的目的。一般而言,實證研究方法包括以下步驟:課題的選擇、研究設計的確定、具體研究方法和程序的制定、研究的實施、研究結果的分析、研究結果的總結與報告。首先,實證研究方法的程序性意味著各步驟之間遵循嚴格的順序性,不能隨意顛倒,不具有可逆性。其次,程序性還意味著程式化的操作,尤其是有關經驗事實收集方面,相關材料按照怎樣的標準、方式收集,其結果怎樣等,都需要有顯性的表述,如果是進行量化研究,這些方面必須統一,并具有可重復性。程式化要求使得實證研究過程能夠清晰地被其他人所了解,從而增強實證研究本身的可信度。第三,程序性還意味著研究的規范性。按照嚴格的步驟進行,并遵守相應的程序本身就是一種規范性。另外,更為重要的是,應用研究實證方法進行研究就是使理性思辨建立在客觀的實際情況之上,以此來規范理性思辨的任意性和空想性。
  (二)與相關概念的比較
  為了更好地理解實證研究方法,筆者對與之相關的幾個概念進行了比較,以期進一步厘清實證研究方法的概念、使用的語境和適用的范圍。
  1.實證研究方法與實證主義
  客觀而言,有時實證一詞在使用時是指實證主義(positivism)。《哲學大辭典》中對于“實證”的解釋之一就是“實證是西方哲學用語。”(28) 二者在理論和實踐中容易發生混淆的主要原因在于,實證研究方法與實證主義都對經驗事實情有獨鐘,都強調要從實際的材料出發進行考察和分析。但是,二者的差異也是顯著的。實證主義是一個哲學范疇,是認識和研究問題的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孔德認為,作為哲學范疇的“實證”有六個方面的含義,首先指的是真實,與虛幻相反;其次表示有用,而不是滿足那些不切實際的好奇心;第三表示肯定而不是無窮的疑惑和無盡的爭論;第四意味著精確而不是模糊;第五表示否定的反義詞,強調組織而不是破壞;最后,實證還強調相對而非(神學或形而上學的)絕對的必然傾向。(29) 實證主義在本體論上主張法現象與自然現象的同質性,堅信來自于經驗的觀察——描述或是記錄事實才是確定的、真實的、有用的、精確的。其堅持了事實和價值的二分的理論假設,但卻走向了規范主義的反面,實證主義排斥形而上學的考量和論證。
  而作為研究方法的實證要比實證主義早得多,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實證主義還是得益于實證研究方法的應用。16世紀以后,自然科學中首先強調觀察和實驗,并要求知識的“確定性”和“實證性”,當時有人稱這樣的自然科學為“實證科學”。到了19世紀,法國的圣西門第一次將“實證科學”一詞演化為“實證主義”,并被后來的孔德所繼承,開創了實證主義的哲學。(30) 而且作為研究方法的實證一直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并沒有被實證主義的某些理論預設所同化,“也不依附于實證主義哲學所信奉的某些理念。”(31) 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它只是人們認識現象、論證命題的工具和手段,是一種研究的進路和思考的視角。在價值上其并沒有優于其他研究方法的特殊性。作為研究方法本身,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是在所難免的,但是這種缺憾是不能用激進或保守來評價的,這一點實證研究方法與實證主義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另一方面,實證主義哲學的濫觴,又極大地促進了實證研究方法的推廣,特別是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普及。
  2.實證研究方法與實驗法、調查研究法
  實驗法和調查研究法是實證研究方法中常見的材料(經驗事實)收集方法。就幾個概念的邏輯關系而言,實證研究方法包含實驗法和調查研究法。實證研究方法是種概念,實驗法和調查研究法是屬概念。
  培根是最早提倡用實驗的方法研究問題的學者。其認為科學必須是實驗的,歸納的,一切真理都必須以大量確鑿的事實為依據。因此,馬克思稱培根為“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32) 實驗法主要用于定量的實證研究中。所謂實驗法,就是在控制某些條件的情況下研究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方法。為了控制某些自變量可能對因變量產生的影響,實驗法常常在實驗中將被試者或實驗對象分為兩個組:一組是實驗組,另一組是控制組。通過對兩組實驗結果的比較,即可檢驗某些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33) 實驗法是以理論假設為起點的,這個假設是一種因果關系的陳述,它假定某些自變量會導致某些因變量的變化,然后通過實驗過程進行檢驗。“社會科學領域也有可能存在某種程度的實驗。但這些實驗不像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實驗那樣具有絕對的權威。其結果,‘公共的承認’(unani mous assent)在社會科學領域具有最高的權威。這就是社會科學停止不前的原因。”(34)
  人們在實踐和表達時往往將試驗與實驗混同。如果進行細微的分析,二者之間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差別。試驗是“為了察看某事的結果或某物的性能而從事某種活動。”(35) 其著重強調行為的嘗試性,而實驗則側重于活動的實際開展,從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實驗是一種收集資料的方法,而試驗則是實驗方法中的一種具體實施形式。
  調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是向研究對象系統詢問社會背景、態度和行為,以發現社會現象和過程的原因或影響因素的方法。(36) 這種研究方法非常古老,在《圣經·舊約》中就已經提到。調查研究法需要在確定調查總體后,確定抽樣的框架,然后進行問卷調查或者是訪問式調查,并且需要運用統計的方法對資料進行分析。
  作為收集經驗事實的方法,實驗法和調查研究法都在實證研究中經常使用。調查研究法的優勢在于獲取某些事實性材料和主觀態度的信息,如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背景等情況,對某些問題的看法等。實驗法的優勢通過對某些因素的控制,搞清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關系。在實踐中,二者往往結合運用,以便能夠更全面地收集資料。在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研究中心進行的、建立訊問犯罪嫌疑人律師在場、錄音錄像(試驗)項目的第二階段就很好地將兩種方法進行了綜合運用。他們將犯罪嫌疑人分三組進行試驗,第一組為目標組,即選擇采用律師在場或者錄音錄像方式進行訊問的犯罪嫌疑人,第二組為對比組a, 即選擇了傳統方式進行訊問的犯罪嫌疑人,第三組為對比組b,即沒有參加訊問方式試驗的犯罪嫌疑人。 試驗結束后,還對于參加試驗的偵查人員、律師以及犯罪嫌疑人進行了問卷調查和訪談式調查,以了解他們對現行訊問方式的態度,以及改革現行訊問方式的認識程度及差異。(37)
  3.實證研究方法與理論聯系實際
  實證研究方法和理論聯系實際都建立在應然(理論)和實然(實際)二元劃分基礎之上,并且都意識到了實際(經驗事實)的重要性,將實際情況作為共同的落腳點。但是理論聯系實際與實證研究方法是不同的。理論聯系實際一方面要求認真學習理論,掌握正確認識和分析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另一方面要求從實際出發運用理論,不生搬硬套。理論聯系實際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工作和學習的態度和作風問題,而不是研究方法。理論聯系實際的目的在于防止理論與實際的脫節,反對照抄照搬和僵化地學習和運用理論,強調在實踐中發展理論,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真理。因此,理論聯系實際沒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也沒有制度化、規范化的要求,用理論聯系實際的辦法進行刑事訴訟法學的學習或者是研究,可以只是一般意義上的舉例說明,可以將理論結合特定的人或者事提出解決的方案,也可以通過對刑事訴訟法的某一制度或者程序的實際情況進行深入細致的社會調查,掌握第一手的統計數據、典型的案例和其他材料,然后經過分析研究,發現該制度和程序實際適用中的制約因素和條件,以及法律規定本身存在的問題,再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方案,等等。因此,理論聯系實際比實證研究方法更為抽象和宏觀,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概括性,而實證研究方法只是規范化、系統化、具體化了的理論聯系實際的一種方式。
  (三)應用實證研究方法推動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方法轉型
  實證研究方法已經是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作為社會科學組成部分的刑事訴訟法學使用該種研究方法理所當然。但是,筆者在此并非將實證研究方法與其它研究方法同樣對待,而是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實證研究方法的應用和推廣對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它是推動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方法轉型的突破口,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實證研究方法的引入將是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方法的革命。
  1.實證研究方法的實踐性、科學性、規范性將徹底顛覆刑事訴訟法學思辨型的研究習慣定勢
  長期以來,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方法雖然有所變化,并逐漸形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格局。但是總體而言,研究方法仍然是以思辨的研究方法為主的,即注重應然研究,從規范的層面上進行抽象的概括和分析,雖然近幾年比較方法使用的較多,但仍然是以理論比較、法律條文比較為主,實踐性的內容依舊少見,使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幾乎成為高山仰止般高高在上的純理論科學。這一方面說明了我們的研究方式已經形成了這種思辨型的習慣和定勢,不知不覺將研究固化在書齋中;另一方面,雖然有些學者也不時地通過各種渠道和途徑了解一些實際情況,但是這些都是很分散的,零碎的,因此對于實際情況的狀態也只能用大概的估計辦法。如對證人出庭作證的討論雖然很多,但是對于證人出庭作證的具體情況則很少有實證的根據,有的稱不足10%,有的認為不到8%,有的則在5%甚至是3%以下, 而且對于證人不出庭原因的分析也一般是想當然地分析,而沒有實證進行支持。研究的結論和觀點自然也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存在著將實證研究等同于感性認識的傾向。認為研究問題時舉個把案例,將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些經驗描述一下,就是使用了實證方法。這是將實證研究方法簡單化的具體表現。實證研究需要感性認識,但是感性認識并不等于實證研究。實證研究講究科學性、規范性,需要一定的方式將這一過程體現出來,能夠被其他人所檢驗,這些都是感性認識所不具有的,或者說是在感性認識過程中不要求的。現在,已經有相當多的刑事訴訟法學研究者注意到體驗、了解現實社會中的刑事訴訟法律規范實際發揮作用狀況的重要性,那么實證研究方法的引入正是對這一過程的規范化校正,使之更符合學術研究的要求,更能體現研究本身的嚴謹性和科學精神。
  2.實證研究方法以經驗事實為核心的特質與刑事訴訟法學的實踐性契合
  刑事訴訟法學的實踐性是其突出的特征。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對象都具有典型的實踐屬性,作為刑事訴訟法學主要研究對象的刑事訴訟法本身是一部操作性極強的法律規范,“研究刑事訴訟法學,歸根到底,是為了指導中國的刑事訴訟實踐,改善中國的刑事訴訟現狀。因此,刑事訴訟實踐應當是我們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刑事訴訟法學理論的生長點。脫離實踐的研究,是缺乏根基和說服力的。”(38) 美國大法官霍姆斯也曾斷言:“法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因此,為了發展出指導實踐的理論,就必須了解實踐,了解經驗事實。“實然或事實是法的存在形態,而與其相對應的實證方法則是敘述這種事實的途徑。”(39) 在刑事訴訟法的實際存在狀態這一點上,實證研究方法與刑事訴訟法學的實踐性契合,并為刑事訴訟法學實現研究目的和價值提供了科學、系統的方法支撐。超脫于世俗的、社會性的刑事訴訟運行過程和發展實際、純粹規范性的、不與實際情況發生一點牽連的刑事訴訟法學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3.實證研究方法是樹立刑事訴訟法學獨立品格不可或缺的中介
  迪爾凱姆說:“一門科學只有在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個性并真正獨立于其他學科時,才能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40) 那么,刑事訴訟法學的獨立個性是什么?關于這個問題,陳瑞華教授認為刑事訴訟法學的品格在于形成一個獨立于立法、司法實踐等世俗世界的學術空間。為此,刑事訴訟法學應當高于刑事訴訟法、刑事司法實踐。因此,其認為獨立的學術空間是刑事訴訟法學的獨立品格的核心。(41) 筆者同意刑事訴訟法學不應當成為刑事訴訟法規范和刑事訴訟實踐亦步亦趨的仆從,其應當有自己獨立的學術語境。同時筆者也認為,形成適合本學科研究的方法體系也是樹立刑事訴訟法學獨立品格不可或缺的部分。筆者欣喜地看到,刑事訴訟法學界對于研究方法的重視程度正日益提高,圍繞這方面的討論也正逐步成為學術話語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僅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正逐漸地被引入和應用于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當中,甚至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納入刑事訴訟法學研究視野的進程也在進行中,(42) 多元化的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方法體系正在形成,但是諸種研究方法中必須要有一些研究方法能夠使得刑事訴訟法學不脫離刑事訴訟的實踐,獨立于社會和實踐之外的刑事訴訟法學即便是形成了自己的獨立品格,也沒有任何意義。實證研究方法正是這個搭建溝通世俗的現實世界和“獨立的學術空間”的橋梁和中介,它開通了研究者就經驗場域和先驗場域進行直接對話的話語系統。
注釋:
   ① 張文顯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頁。
  ② 參見袁方主編:《社會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頁;陳向明著:《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頁。
  ③ 參見陳向明著:《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頁。
  ④ 關于階級分析方法本身,列寧曾對其進行過明確的論述:“你們應當時刻注意到社會從奴隸制的原始形式過渡到農奴制、最后又過渡到資本主義這一基本事實,因為只有記住這一基本事實,只有把一切政治學說納入這個基本范圍,才能正確評價這些學說,認清它們的實質,因為人類史上的每一個大的時期(奴隸占有時期、農奴制時期和資本主義時期)都長達許多世紀,出現過各種各樣政治形式、各種各樣的政治學說、政治見解和政治革命,要認清這一切光怪陸離、異常繁雜的情況,特別是與資產階級的學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學等等學說有關的情況,就必須牢牢把握住社會劃分為階級的事實,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把它作為基本的指導線索,并用這個觀點去分析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問題。”參見《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頁。
  ⑤ 唐永春:“蘇聯法學對中國法學消極影響的深層原因——從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出發所作的分析”,載《法學研究》2002年第2期。
  ⑥ 參見樊崇義、吳宏耀:“刑事訴訟法學五十年回顧”,載《人民檢察》1999年第12期。
  ⑦ [前蘇]切里佐夫編著:《蘇維埃刑事訴訟》,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40頁。
  ⑧ [前蘇]b·e·楚貢諾夫著:《蘇維埃刑事訴訟講稿》,北京政法學院1957年印,第9頁。
  ⑨ 參見李貴連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頁以下。
  ⑩ 裴蒼齡主編:《刑事訴訟法學概論》,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頁。
  (11) 張子培主編:《刑事訴訟法教程》,群眾出版社1982年版,第7頁。
  (12) 參見張子培主編:《刑事訴訟法教程》,群眾出版社1982年版,第7頁;裴蒼齡主編:《刑事訴訟法學概論》,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1頁;宮模義:《刑事訴訟法教程》1989年版,第6—9頁;李學寬主編:《刑事訴訟法學》,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頁;樊鳳林主編:《刑事訴訟法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6頁。
  (13) 參見陳瑞華著:《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頁。
  (14) 陳瑞華著:《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頁。
  (15) 樊崇義主編:《訴訟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頁。
  (16) 該年度《法學研究》和《中國法學》雜志上發表的刑事訴訟法學方面的論文共7篇,其中一篇會議綜述,一篇是對19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的評論性文章,一般而言,這樣的文章不屬于純粹意義上的研究性質的論文,因此其在研究方法上也就不會很注重,如果去除這兩篇論文,那么比較研究方法在這一年度的使用比例就達到了40%,與以后其他年份比較方法的使用比例大體一致。
  (17) 筆者調查的從1994—2005年在《法學研究》和《中國法學》上發表的刑事訴訟法學相關論文使用比較研究方法的具體數據:1994年20%,1995年50%,1996年43%,1997年29%,1998年62%,1999年44%,2000年47%,2001年77%,2002年47%,2003年40%,2004年67%,2005年54%。
  (18) 參見徐靜村主編:《刑事訴訟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1頁。
  (19) 楊連峰主編:《中國刑事訴訟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2頁。
  (20) 如應用經濟分析的方法進行的研究,參見左衛民:“刑事訴訟的經濟分析”,載《法學研究》2005年第4期;應用實證研究方法進行的研究,參加王亞新、陳杭平:“證人出庭作證的一個分析框架——基于對若干法院民事訴訟程序的實證調查”,載《中國法學》2005年第1期; 白建軍:“同案同判的憲政意義及其實證研究”,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汪建成、楊雄:“警察作證制度的理論推演與實證分析”,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4期;等等。
  (21) 參見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3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1頁。
  (22) 也有的學者稱之為實證分析方法。
  (23) 參見李其瑞著:《法學研究與方法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頁。
  (24) 參見白建軍:“論法律實證分析”,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4期。
  (25) 參見李其瑞著:《法學研究與方法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頁。
  (26) 參見陳向明著:《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2頁。
  (27) 量的研究方法和質的研究方法的結合方式包括整體式結合、分解式結合兩種,每一個種類下面又包括若干種結合的亞種類。參見陳向明著:《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77—483頁。
  (28) 馮契主編:《哲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3頁。
  (29) [法]奧古斯特·孔德著:《論實證精神》,黃建華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9—31頁。
  (30) 參見馮契主編:《哲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3頁,實證詞條。
  (31) 白建軍:“論法律實證分析”,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4期。
  (3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頁。
  (33) 參見朱景文主編:《法社會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頁。
  (34) [日]中村宗雄:“法學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上的關聯”,載樊崇義主編:《訴訟法學研究》(第六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頁。
  (35)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6年修訂第三版,第1155頁。
  (36) 參見朱景文主編:《法社會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頁。
  (37) 參見樊崇義、顧永忠:“建立訊問犯罪嫌疑人律師在場、錄音、錄像制度(試驗)項目(總結報告)”,載《偵查訊問程序改革國際研討會會議資料》,2006年3月。
  (38) 龍宗智、楊建廣主編:《刑事訴訟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頁。

  (39) 李其瑞著:《法學研究與方法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頁。
  (40) [法]埃米爾·迪爾凱姆著:《社會學方法的規則》,胡偉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頁。
  (41) 陳瑞華著:《刑事訴訟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頁。
  (42) 如樊崇義主編的《訴訟法學研究》(第六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9月版上刊載了[日]中村宗雄撰寫的“法學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上的關聯”,文中對于將自然科學中的研究范式應用于訴訟法的研究進行了說明,并且提出了一些頗有新意的觀點。


首頁 | 關于我們 | 專長領域 | 律師文集 | 相冊影集 | 案件委托 | 法律咨詢 | 聯系方式 | 友情鏈接 | 網站地圖
All Right Reserved

深圳刑事律師


All Right Reserved Copyright@2019 版權所有 法律咨詢熱線:18948733722 網站支持:大律師網
亚洲城官方 湖北省 化德县 抚远县 竹北市 科技 礼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