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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有權力逮捕你——試論我國逮捕制度的改革(

添加時間:2018年3月23日   來源: 深圳刑事律師     http://www.kenslog.com/
二、被羈押者應享有的權利與待遇
  聯合國有關司法準則確立了審前羈押的國際標準,其中就被羈押者應享有的權利與待遇作了具體規定。中國已簽署和加入了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內的近20項國際人權公約。切實遵守這些國際公約中所確立的刑事司法準則,不僅是一項國際義務,更重要的是,這是保障人權、加快刑事司法民主化進程的需要,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為此,我們應當參照這些國際準則,逐漸完善立法,保證這些準則在我國的實施。此外,對于我國尚未簽署加入的國際公約中具有普適性的準則也應予以吸收借鑒,為我所用。
  我國《憲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相關法律已有關于被拘留、逮捕者的權利與待遇的規定。但與相關國際準則的規定相比,仍不夠完善,尚不能充分保護當事人應有的權利。參照相關國際準則的有關規定,筆者認為,對被審前羈押者,應在刑訴立法中賦予被羈押者以下權利。
  1.不受任意和非法逮捕與羈押的權利
  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與羈押是公民的憲法權利,是公民在審前羈押中應當享有的首要權利。依據國際準則的規定,逮捕和羈押不得任意進行,必須具備合法的理由,并按照法定程序進行。羈押只能由有資格的官員或被授權的人在一個司法機關或有權機關授權或在其有效控制下進行。逮捕與羈押應由獨立于偵查和起訴的司法官員(多指法官)決定,以實現對羈押的司法監督。為此,需要對我國逮捕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就是取消檢察機關的批準、決定逮捕權以及弱化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拘留權,實行司法令狀主義和逮捕與羈押分離制度。
  2.被告知逮捕、羈押理由的權利
  公安檢察機關依法實施逮捕后,應當在短時間內告知被逮捕人逮捕的理由以及法律與事實根據,并應告知其所享有的權利。被逮捕人應享有律師幫助及控告的權利。法官決定繼續羈押應當告知被羈押人理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聯合國文件也都規定:“對被逮捕和羈押的人必須告知逮捕、羈押的理由以及不利于他的任何控告。”而被逮捕或羈押的人則有權在逮捕后的短時間內被告知原因。告知原因,應使用被羈押者能夠理解的語言。
  3.被及時帶到司法機關的權利
  公安檢察機關逮捕嫌疑人后應及時將被逮捕人帶到司法機關,由法官審查是否有繼續羈押的必要。被逮捕人有向司法機關提出控告非法逮捕的權利。被及時帶到司法機關的權利,旨在防止偵查機關非法逮捕及侵犯公民合法權利,因為逮捕后,被逮捕者“是不得與外界接觸的,被帶到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員面前可能是在這無外界幫助的階段里對濫用職權和非法行為提出控告的唯一機會。”《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3項即規定:受到刑事指控的被羈押者應當被及時地帶到法官面前或其他被授權行使司法權的官員面前。其目的在于使逮捕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受到司法監督。
  關于將被逮捕人帶至司法機關的期限,國際準則并沒有具體規定,而往往表述為“及時”。有的國家規定為24小時,有的規定為48小時,但至多一般不超過72小時。對此,我國亦應規定一個適宜的期限。
  4.暫時被釋放的權利
  審前羈押在我國當前的司法實踐中被廣泛地使用,絕大多數被告人是在被羈押的狀態下等待審判的。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在于“有罪推定”思想的流毒太深。國際準則規定,對被指控人進行審前羈押應是例外而非常規的做法。審前羈押的目的是防止被指控人實施妨礙訴訟的行為與重新犯罪,從而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作為一種程序性的措施,其適用應堅持比例性及必要性原則。應站在保障人權的高度,避免不必要的措施,使羈押成為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為此,應建立、完善無條件釋放及保釋(取保候審)制度,以保證大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非羈押狀態等待審判。當然,為保障有效追訴,亦應明確規定適用審前羈押(即無權獲得保釋或取保候審)的具體情形。
  5.對羈押提出異議的權利
  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4項的規定,任何被羈押者,無論是因受到刑事指控被拘禁,或者是受到行政性拘留,皆有權啟動法律程序,即向司法機關對羈押的合法性提出異議,如果該羈押被認定為非法,則被羈押者應被釋放。《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第32條規定:被羈押者隨時都可以提起對拘禁的異議的程序,還應允許律師或家庭成員代表被拘禁者啟動這一程序。司法機關不僅應審查羈押程序的合法性,尤應審查拘禁的原因及必要性。這一程序應盡可能簡單并迅速地進行。應只需極少的花費或者根本不需任何費用來啟動這一程序。
  對羈押提出異議的權利,有利于防止不必要的羈押。應制定具體的規定來保護被羈押者的這一權利。初步設想是,規定被羈押人及其律師在羈押期內可以隨時向專職法官提出因羈押不合法或羈押理由消失而要求釋放或保釋。專職法官應盡快(可規定為3日內)審查并作出決定。被羈押人及其律師提出申請應附具理由及事實根據。6.在合理時間內接受審判的權利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3項規定:被羈押人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接受審判或被釋放。該規定旨在保障被羈押人盡早從訴訟中解脫出來,免受長時間的審前羈押。如果審判沒有在合理的時間內開始,被羈押者應被釋放。換言之,審前羈押不能是無限期的。聯合國反對自我歸罪和保護青少年的下屬委員會則建議:所有政府通過立法使被羈押者在被逮捕的3個月內接受審判,或將其釋放等待以后的訴訟程序。
  許多國家(特別是大陸法系國家)都規定了羈押期限,但同時又規定可以多次延長,如法國,無限制地延長使羈押期限的規定失去了“期限”的意義。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羈押期限,同時規定羈押期滿應當解除羈押并可取保候審,這就有利于保護被羈押人在合理時間內接受審判的權利。但是實踐中超期羈押的違法現象大量存在,這是嚴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的非法行為。為此必須建立超期羈押責任追究制,依法追究責任人員的法律責任,使羈押期限成為真正的“期限”。
  7.因非法羈押獲得賠償的權利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5項規定,任何非法逮捕與羈押的被害人享有獲得賠償的權利。對此,各國都規定了國家賠償制度來保障這一權利。我國亦制定有《國家賠償法》,并對錯誤拘留與錯誤逮捕的賠償作了具體規定。適應司法令狀主義改革,《國家賠償法》修改的內容應包括賠償義務機關、賠償程序等。賠償義務機關應為作出逮捕與羈押決定的法院,國家應設專項賠償基金,列入國家財政預算,具體賠償程序亦應重新予以設計。

  此外,被羈押人還應享有休息權、醫療保障權、換押權等權利,亦應予以切實保護。
  國際司法準則中亦有被羈押者應享有的待遇的規定。對此立法亦應予以有效保障。聯合國審前羈押準則中關于被羈押者在審前羈押中的待遇的內容主要有四個方面。1.反對斷絕與外界接觸的拘禁。被拘禁者有權接觸他的家庭成員。被拘禁者與外界的聯系,特別是與其家庭的聯系不能被拒絕超過若干天。我國《刑事訴訟法》第71條第2款規定,逮捕后,除有礙偵查或者無法通知的情形以外,應當把逮捕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24小時以內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屬或所在單位。實踐中偵查機關以種種借口不履行這一義務的現象大量存在。這種狀況必須改變,應當切實保障被逮捕人這一待遇的享有。2.享有律師幫助的權利。每一個受到刑事指控的人都應享有由他自己挑選的代理人為其辯護的權利。如果被告人不能支付辯護費用,當公正的利益需要時,應當免費向其提供法律援助。被拘禁者須立即被通知這一權利。應保證被告人與律師享有通訊、會談保密的權利。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允許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即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存在的問題是,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活動受限太多,比如實踐中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總要受到偵查機關關于時間和次數的限制,而偵查人員的在場使得律師無從獲得會談保密的權利。以后立法應賦予律師同犯罪嫌疑人會談與通訊的保密權。還應在條件具備時賦予犯罪嫌疑人獲得指定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權利。3.享有接觸家庭成員及其他人的權利。被拘禁者有權要求在其被逮捕或羈押后迅速通知其家庭成員或他選擇的其他人;通知羈押的地點;在被轉移時得到及時的通知。被羈押者享有會見家庭成員并與之通訊聯絡的基本權利,這種接觸應該在一個盡早的階段。對此,我國刑事訴訟法亦應作出明確規定。4.禁止刑訊和非法待遇。絕對禁止刑訊和其他殘酷、不人道待遇或懲罰。這種禁止須有各種保護措施,如禁止任何使用刑訊得到的陳述作為證據使用。被拘禁者有權控告實施刑訊或者非法待遇的行為。必須由拘禁機關以外的機關迅速、公正地對控告進行審查。此外,當刑訊發生時,應當確立一種對進行刑訊的人或機關記錄下來的責任以作為醫學上的記錄。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明確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羈押中最易發生侵犯人身權利的情況。《刑事訴訟法》第14條第3款明確規定,訴訟參與人對于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侵犯公民訴訟權利和人身權利的行為,有權提出控告。對被羈押者的這一權利尤應予以保護。應制定完善的措施以防止刑訊逼供及實現對刑訊逼供者法律責任的有效追究。聯合國關于審前羈押的準則雖尚未在所有國家得以遵守,但作為人類訴訟文明的成果,應當為各國在今后的訴訟改革中吸收采納。我國亦應結合自身實際進行上述內容的立法,切實保障被羈押人應享有的待遇。
  三、關于羈押的處所
  之所以提出羈押處所的問題,是因為它事關被羈押人的權利保護。各國的通例,逮捕后至移交法官(治安法官)前較短的時間內,都將被逮捕人收容在警察機關的拘留所或看守所。但繼續羈押的處所則不盡相同。
  在我國,依據1990年3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守所條例》的規定,被逮捕人應羈押于公安機關管轄的看守所。與日本的律師與研究者對由警察拘留所羈押嫌疑人進行猛烈指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訴訟法學界與實務界對由公安機關的看守所羈押嫌疑人并未提出異議。事實上,日本批評者提出由警察拘留所羈押嫌疑人存在的問題,在我國同樣存在,而且更為嚴重。有人說,看守所是傳習所、大染缸。也有人說,看守所是刑訊所、虐待所(嫌疑犯自相虐待)。這些說法,不能不說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國看守所的現狀。前者暴露了看守所管理工作的混亂。受“有罪推定”思想的影響。絕大部分有一定證據證明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嫌疑人都被逮捕并羈押,其后果是進得多,出得少,最終導致看守所人滿為患。管理的粗疏和無序,使得惡劣習性的傳染、犯罪方法的傳授難以避免。后者則暴露了由附屬于公安機關的看守所羈押嫌疑人的弊端。雖然偵查人員與看守人員存在業務上的分工,但畢竟同屬一家,因此被羈押人事實上完全被偵查機關所控制。實踐中造成的后果是,羈押就是為了訊問并獲得口供,為了獲得口供而往往又不擇手段,于是刑訊逼供、變相刑訊、折磨等侵犯嫌疑人合法權利的現象屢屢發生。由于我國法律沒有賦予嫌疑人沉默權,而是規定其有供述義務,加之嫌疑人得不到律師充分有效的幫助,這就更加惡化了嫌疑人的不利處境。我國強職權主義偵查模式使得犯罪嫌疑人淪為偵訊的客體,其訴訟當事人的地位從未真正獲得。
  為切實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減少乃至避免羈押所造成的不應有的侵害,必須改變羈押處所。若對逮捕進行司法令狀主義改革,可在法院附設看守所,由其負責實施羈押。就目前而言,由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執行羈押較妥亦較為可行。無論如何,由公安機關看守所羈押犯罪嫌疑人的現狀應當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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